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發(fā)，對教育領域產生了系統(tǒng)、深刻、持久的影響，同時也對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提出新挑戰(zhàn)。日前，在北京市教育委員會政策研究與法制工作處的領導和支持下，首都師范大學與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分會共同舉辦了“疫情下的教育治理：問題聚焦與政策應對”線上學術研討會，并在會上達成共識：必須通過系統(tǒng)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綜合治理、源頭治理來提升治理能力。

　　后疫情時代，教育治理如何進行改革?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勞凱聲從公民受教育權的視角分析，新冠肺炎疫情對教育生態(tài)平衡造成的影響，主要表現(xiàn)為受教育權利和教育選擇權的關系，引發(fā)公權力和私權力的博弈，如疫情期間在線教育市場出現(xiàn)的無序現(xiàn)象。教育治理必須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參與，統(tǒng)籌社會各種資源支持，推動形成矛盾自我化解機制，激發(fā)教育治理活力，實現(xiàn)共建、共治、共享。

　　首都師范大學校長孟繁華認為，后疫情時代更需要關注疫情期間學習生活對師生的深遠影響�！耙咔槠陂g的線上教學在促進在線教育迅速發(fā)展的同時，也促進了學生人格與心智的迅速成長，因此，后疫情時代教育治理的核心要義就是多元主體、平等協(xié)商�！�

　　“在后疫情時代，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，應該調動學生和教師兩大主體的積極性�！比珖䥇f(xié)常委兼副秘書長朱永新說。

　　“重建”一詞，是與會專家學者使用的高頻詞。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范國睿認為，教育治理變革應基于智能治理，重點建設適于學校教育教學的在線教育資源和教育體系;針對偏遠農村地區(qū)加強資源建設和技術規(guī)范建設;加強線上線下融合的課堂治理;促進教育與智能企業(yè)最緊密的合作;重建社會教育系統(tǒng)，重構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教育的模式。

　　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金錦萍則是從現(xiàn)行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角度，對重建中三大主體的教育公平角色進行了“定位”：政府依然為最主要的責任主體，在立法和相關制度建設中增加突發(fā)事件應對的規(guī)范、機制和舉措;學校應當有所作為，公開與共享教學資源;社會力量及時補位，彌合政府缺陷。

　　為提高教育系統(tǒng)效率和效能，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余勝泉提出的“重建”建議是：大幅度推進智能技術深度應用，深化社會分工，使教育服務的供給方式體現(xiàn)出更為優(yōu)質的多人協(xié)同和人機協(xié)同。

　　而安徽大學教授程雁雷則建議，通過“一攬子”修法，在相關法律中增加應急管理條款，明確各級各類教育的應急管理責任體系、風險防控體系、應急救援指揮體系、應急救援力量體系、應急物資保障體系、法規(guī)預案標準體系、公民安全教育體系。

　　“轉型”則是與會專家學者討論中的另一高頻詞。在疫情背景下，教育治理面臨公共問題跨域化愈發(fā)明顯、組織間功能差異及依賴性日益增加、治理對象與目標的復雜性高于治理工具和手段的復雜性等挑戰(zhàn)，地方教育治理模式和格局亟須轉型。

　　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張爽認為，在地方治理中，公共行政、新公共管理、公共治理等三種模式復雜交織，每種模式都存在失靈的風險，單一哪種模式都無法應對日趨復雜的社會問題。

　　通過對疫情下北京市學校治理現(xiàn)狀的調查，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東發(fā)現(xiàn)：“北京市學校普遍建立了統(tǒng)一防控體系，疫情期間學校的運行是在外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實現(xiàn)的，政府、企業(yè)、家庭和社區(qū)為學校運行提供了重要支持。”但從治理角度看，政府的宏觀指導和統(tǒng)一布置作用突出，但學校間的既有差異具有疊加效應，不同區(qū)域、不同類型的學校在疫情應對水平上仍存在差異。

　　對此，張爽認為，地方教育治理的可行性框架是：政府教育元治理—不同治理機制與規(guī)制的兼容—價值觀的堅守踐行與信任體系的建構—法律法規(guī)的增權以及戰(zhàn)略管理等。

　　而在地方教育治理格局轉型方面，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田漢族則運用“善治、共治、法治、精治”理論框架，通過調查研究和文獻研究總結了北京市的教育治理經驗，其對未來首都教育治理的啟示意義是：牢牢把握教育治理的目標和治理規(guī)律，努力形成多元共治的教育治理新格局;有效提升跨部門跨組織協(xié)同治理效能;不斷提高依法治教的質量和水平;全面提升基層教育治理效能;逐步提升教育數(shù)字化治理水平。

　　全國300余名專家學者、教師和學生參與線上討論，為推進應對疫情的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建言獻策。